解密：林彪没有赴朝指挥的深层原因

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之际，毛泽东与林彪在意见上存在分歧。当年，毛泽东及中央领导层确实曾考虑让林彪率军赴朝，然而因林彪身体状况不佳，最终未能成行，转而由彭德怀接任指挥，率军入朝。此后，关于此事的说法众说纷纭，尤其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多数观点认为林彪在抗美援朝问题上态度消极，以病为由拒绝率兵出征。面对这一段历史，我们应当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研究。

林彪曾大力支持东北边防军的成立，并积极举荐了合适的指挥人才。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考虑到东北地区直接受到战争的威胁，又考虑到东北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建议中央成立东北边防军。对毛泽东的意见，中央领导人都赞成，很快，中共中央就做出决定：由13兵团改编为东北边防军，旨在未雨绸缪，实施防御战略。

1950年7月7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了保卫国防问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

本次会议聚焦于东北边防的保卫议题。与会者包括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上将、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元帅及其副政治委员谭政将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上将及副主任萧华将军，以及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将军、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作战部部长李涛、摩托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炮兵副司令员苏进等。从这份主要领导成员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出，与会者主要是中央军委三总部、陆海空三军及有关兵种负责人。作为野战军的领导人参加会议的，只有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林彪和副政委谭政。

林彪在会议中发表讲话，热切拥护建立东北边防军。他针对中国东北的战略重要性、我国在远东的战略布局以及我国与朝鲜的紧密关系，详尽阐述了建立东北边防军的紧迫性。与此同时，他更侧重于阐述建立东北边防军的基本原则，并就此发表了诸多见解。

这些原则的核心，是以第十三兵团为基础，构建东北边防军。今后，东北边防军将作为中国东北地区的坚实军事支柱，不仅能够内部捍卫我国东北领土安全，同时亦能对外构成战略威慑，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会议深入探讨了东北边防军下辖部队的编制、人员数量、指挥机构的设置与领导人员的选拔、政治动员以及后勤保障、运输计划与兵员补充等关键议题。

鉴于这项部署的重要性非同小可，会议并未草率作出决策，而是委派相关部门负责人，要求其在深思熟虑并充分商议之后，于下一次会议上对相关事宜进行深入研讨，以最终确定。

7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关于国防保卫议题的会议，与会者仍旧是那些熟悉的面孔。林彪在会议中再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针对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实际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的发言核心精神是：第四野战军在此事上责无旁贷，无论需要多少人员，还是多少装备，都应全力以赴，毫无保留。经过一番深入的讨论，会议最终决定，分别从河南、广东、广西、湖南、黑龙江等省份，调派13兵团的38军。39军40军与42军，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师，加之一个高射炮团和一个工兵团，总计二十五万五千余众，共同构成了东北边防军。显而易见，这些部队的主体均源自林彪昔日指挥下的第四野战军。

林彪昔日对粟裕极尽赞誉，深信其具备卓越的军事天赋。林彪亲自提议，将粟裕任命为入朝部队的首任指挥官，派往东北地区领军。鉴于目前尚不宜即刻任命粟裕赴朝任职，会议决议暂先任命其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萧劲光被任命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则担任后勤司令员。此外，以15兵团司令部为基础，组建兵团总部，统辖38军、39军、40军炮兵、装甲兵、工兵和高射炮部队。

会议决议，为强化指挥统一，特设立第四野战军特别司令部，上述部队将全面受第四野战军特司的指挥调度；在空军领域，亦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并使其纳入第四野战军特别司令部的指挥体系。周恩来对这一系列决策进行了审慎的修订，并将修订稿呈送林彪审阅。最终，该决策于13日获得毛泽东的批准。

从上述决策中，我们鲜明地感受到林彪对捍卫国家安全的深切关注，他对成立东北边防军的举措给予了坚定不移的支持。在他的提议下，中共中央最初决定，在紧急情况下，由粟裕将军率领我国军队先行介入朝鲜战场。

遗憾的是，粟裕因身体状况欠佳，未能前往朝鲜指挥作战。依据最新出版的《粟裕年谱》，我们了解到：恰在中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之际，粟裕正于青岛疗养。获悉中央的任命后，他心情焦急，随即委托罗瑞卿向毛泽东转达其病情。毛泽东在收到信件后，随即于8月8日亲笔回信。在复信中，毛泽东表示：“已收到罗瑞卿同志转来的信件，得知病情依然严重，心中甚是关切。”

当前新任务尚不紧急，您可安心静养，待身体康复。关于休养之地，若青岛更为适宜，则可在青岛疗养；若青岛条件不足，不妨来北京，敬请审慎考虑。”在此之前，周恩来与聂荣臻鉴于粟裕正忙于治疗，且萧劲光、萧华一时难以赴东北边防军履职，便联名向毛泽东发出函件，提议东北边防军“暂由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委负责指挥”，待粟裕、萧劲光、萧华到位后，再正式组建边防军司令部。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

毛泽东曾考虑派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

毛泽东始终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保持着高度警惕。自那日起，他每日晨起，首要关注的就是朝鲜战事及东北边防军的文件。林彪亦对此等事宜极为关注。作为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强大的部队——第四野战军的领军人物，以及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高级将领，他对朝鲜战局及我国东北地区的安全始终牵挂于心。

日复一日，他沉浸在相关文件的研读之中，那段时间，此类问题亦时常占据他的心头。不容忽视的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对这些问题亦给予了极高的重视，毕竟战火即将逼近我国的边境。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周密部署下，东北边防军的队伍建设、武器补给、物资筹备等各项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应调动的部队已奔赴东北，然而，由于主帅尚未确定，东北边防军的领导机构亦尚未组建完成。

8月下旬，朝鲜人民军向南的攻势逐渐减弱，朝鲜战场的局势陷入僵持，战局逆转的可能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洞察先机，预见我国可能需要派兵支援朝鲜。于是，他与周恩来着手搜寻一位新的东北边防军统帅。自然而然地，林彪的名字浮现在他们的脑海。

毛泽东与周恩来之所以考虑林彪，乃是因为林彪当时担任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中南局身为第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以及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在组建东北边防军的过程中，亲自抽调了大量原四野的精锐部队。他本人亦积极参与了这一重要军事行动的筹备，指挥作战得心应手。尤为关键的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均认可林彪在军事领域的卓越才能。

历经长期的革命战争磨砺，林彪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尤其是在解放战争中，他以擅长应对艰难险阻、大规模的战斗而著称。军队内部便流传着“三大战役，林彪指挥其二”的说法（即林彪参与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指挥），以及“渡江战役，林彪主导半壁江山”（意指林彪在渡江战役中负责西线部队的渡江作战）。此外，林彪也深受毛泽东的青睐，毛泽东曾对他的军事才能给予高度评价，称林彪打仗既狠辣又机智。

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另有一层考虑：出兵朝鲜必然需要与朝鲜领导人及苏联军事顾问紧密协作。林彪在东北任职期间，便曾与朝鲜党的高级领导人并肩作战，众多朝鲜人民军的高级将领，亦曾是林彪麾下的得力部属。在苏联疗养期间，林彪与苏联军队的高级将领亦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毛泽东与周恩来还考虑到一点：抗美援朝战争势必将面临冬季作战的挑战，而林彪在东北指挥大部队进行冬季作战的经验颇为丰富。综上所述，毛泽东与周恩来当时都十分看好林彪，认为他是最为适合担任入朝作战指挥重任的人选。

◆林彪对参与抗美援朝的军需物资运输工作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其提出的诸多建议亦被广泛采纳。图中展示了那条贯穿抗美援朝战场的军事运输线。

毛泽东曾就计划派遣林彪前往朝鲜指挥作战之事，与中央书记处诸位书记进行了商讨，诸书记亦纷纷表示赞同。此议题亦曾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初步探讨。在毛泽东与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进行充分商议后，他特意安排林彪深入了解东北边防军出国作战的筹备进展以及朝鲜战场的最新动态。

其他中央高层领导，诸如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国家副主席高岗以及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均对此事有所了解。然而，中央并未就此议题展开正式的讨论，亦未形成任何官方决议，自然也就未曾与林彪就此事进行过正式商谈。9月15日，美军在仁川成功登陆，朝鲜人民军陷入困境，美军乘势迅速向朝鲜北部推进。与此同时，美国侦察机已飞越我国东北上空执行侦察任务，这显然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毛泽东深刻意识到派遣军队入朝的紧迫性，他随即指示东北边防军加快进军朝鲜的步伐。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亦不得不开始考虑，究竟应选拔哪位将领作为率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主帅。

林彪不同意中国出兵朝鲜

显然，毛泽东对林彪的健康状况有着充分考量，因此并未直接向他下达指令，令其率军赴朝鲜作战。相反，他首先就中国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主动征询了林彪的看法。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与林彪就中国是否派遣军队入朝参战等议题，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

在此次深入交流中，林彪毫无保留地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对派遣军队赴朝鲜参战的不同见解。林彪主要从我国国内局势和军事力量对比两个维度阐述了他的观点。他指出，我国刚刚结束内战，各项建设尚未完全就绪。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其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一个军配备的火炮数量高达一千五百门，而我军一个军的火炮数量却仅有三十六门。美国拥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军的海、空军尚处于起步阶段。林彪认为，在如此巨大的装备差距面前，若贸然出兵，无异于自取灭亡，后果难以预料。他提出建议，我国应派遣重兵驻守东北，既可保卫我国边境安全，又可作为朝鲜人民军的后盾力量。在当前形势下，朝鲜人民军应转变战术，采取游击战的方式与美军持续对抗。

林彪对毛泽东所表达的观点坦率直白，他当时并未对自己的见解有所保留。对此，毛泽东并未责怪林彪。然而，林彪的意见却并未得到毛泽东的认同。此刻，毛泽东已下定决心出兵朝鲜。但他也深虑，林彪是他与中央书记处同仁共同推举的率领军队出国作战的首领，林彪本人并不支持出兵朝鲜，这无疑会在执行对朝作战任务时增添诸多阻碍，进而对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毛泽东未曾向林彪透露派遣其率军赴朝的意向。随后，毛泽东多次邀请林彪进行深入交谈，然而谈话的核心议题并非是让他领军入朝，而是向林彪阐述我国为何要出兵，若不出兵将面临的后果，以及出兵所具备的诸多有利条件，并对如何应对美帝国主义提出具体对策。其目的在于争取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支持派遣军队入朝作战的决策。

尽管面对毛泽东，林彪依旧坚守己见，对派遣军队赴朝鲜持反对态度。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未能说服林彪改变立场，于是将话题转向了派兵入朝后的具体作战战略与战术，寻求林彪的见解。关于这一议题，林彪表现得相当主动，在深入分析敌我双方态势后，他提出了多种可能性，并制定出若干方案供毛泽东参考。尽管他不支持派兵入朝，但若中央做出此决定，林彪表示个人将无条件服从。他还认为，一旦决定派兵，首要任务是先进行几场大规模的歼灭战，以稳固战场局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主张集中火力，将分散于多个师的重炮尽可能集中于执行歼灭战的关键部队。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些见解表示赞同。

毛泽东对林彪直言不同意派兵赴朝的做法并不责怪，但他最终没能说服林彪。应该说，毛泽东和林彪在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上，是存在意见分歧的。显然，林彪也知道了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其他领导人有让他率兵入朝作战的意图。林彪也不能不在毛泽东面前如实讲清楚自己目前的身体情况。林彪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对于林彪讲的自己的身体情况，毛泽东是相信的。就是在谈话当中，毛泽东也看出了林彪身体的虚弱。林彪此时谈这些话的意思，是他自己的身体情况不允许他率兵入朝作战，他的意思很明白：如果中央决定出兵朝鲜，最好另外物色率兵的人选。

毛泽东对林彪的病很清楚，对他也很关心

毛泽东对林彪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亦然。自毛泽东派遣林彪前往东北之际，便对其身体状况格外关注，并特别叮嘱东北的高级领导干部们要留意林彪的健康。即便在战事最为紧张的时刻，毛泽东亦不忘提醒林彪保重身体。当林彪执掌南方事务时，其健康状况急转直下，毛泽东对此深表忧虑，不仅亲自派遣医生南下为林彪诊疗，更是对林彪的身体状况给予了极高的关注。

鉴于林彪在南方生活可能承受压力，毛泽东决定将他调入北京工作，以便于他在中央参与重大决策的同时，亦能获得优质的医疗条件。林彪抵达北京后不久，毛泽东便指派负责中央高级领导人保健工作的医生傅连璋亲临探望。毛泽东还特别指示傅连璋，要他出面组织，从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聘请顶尖医学专家，专程为林彪治疗疾病。为了确保这项工作协调有序，毛泽东还特地派遣萧华代表中央全权负责此事。傅连璋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精选了一批医生，为林彪提供专业且集中的医疗服务。

毛泽东亲自出面，召集了众多知名医学专家，组成了专家小组，并派遣萧华总负责亲自负责，为一位下级干部进行疾病诊治。这在中共党史上尚属首次。专家小组成员深知中央对林彪病情的深切关注，他们自身亦为医术精湛、工作严谨负责的医师。他们对林彪的神经系统、心脏、肠胃、泌尿系统、血液、肝脏以及肺部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检查。检查结果显示，林彪身体极度虚弱，然而，其外在脏器并无严重问题。他们意识到，这是一种罕见的病症，即便苏联专家也束手无策。尽管专家们多次研究，提出了多种治疗方案，但均未能令他们自己满意，对治疗林彪的疾病也未能带来实质性帮助。除了采取一些维护性措施外，专家们只能允许林彪依照其自行发明的缓解病痛的方法进行。医生们建议，林彪需进行长期静养治疗。

医疗团队的意见，经萧华传达至中央，毛泽东迅速获知了相关情况。彼时，毛泽东对于林彪所患疾病之状况，心中颇感沉重。尽管如此，林彪的身体状况已然如此，他亦无力改变。内心深处，毛泽东自然期盼林彪能保持健康，继续承担更多工作，然而目前唯有让他安心休养，接受治疗。

毛泽东对林彪的养病状况极为关切，衷心期盼他能早日康复。为此，他不吝笔墨，亲笔抄录了曹操的一首诗作，以示对林彪的深情厚谊。龟虽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毛泽东将亲自抄录的曹操诗作转赠予林彪，林彪阅后，心中对毛泽东的关怀充满了感激之情。

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直言不赞成出兵朝鲜

不久，毛泽东毅然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商讨是否应出兵朝鲜这一重大决策。鉴于林彪公开表明其反对出兵朝鲜的立场，并在毛泽东面前坦陈己见，同时如实告知了个人健康状况，毛泽东自然不便强迫其领军赴朝。实际上，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毛泽东已经放弃了派遣林彪指挥入朝作战的念头，并已选定另一位人选——彭德怀。

在10月2日召开的为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就说：“派遣军队支援朝鲜之事已刻不容缓。鉴于林彪同志声称身体不适，无法前往，我认为彭德怀总司令最为适宜担当此任。”

10月4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一次扩大会议，会议的议题是专门讨论派兵支援朝鲜的问题。与会人员包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在会议进行过程中紧急加入。此外，李富春、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杨尚昆、胡乔木作为列席代表参与了会议。

出兵朝鲜，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关系全局和国家安危的大事。对此，毛泽东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他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要集思广益，再次权衡利弊得失。同时也是为了统一意志。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要求大家，先摆一摆派兵入朝参战的困难方面。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发言了。他在发言中仍然坚持他当面和毛泽东谈的观点——不宜派兵入朝。他说：我们国家刚刚成立，百业待举，国力薄弱，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战争。尤其是我们尚未与美军正面交锋。我的立场依旧，必须谨慎行事。我国历经二十余年的战乱，国力尚未完全恢复。

我认为加固东北边防至关重要，以免自蹈险境。在随后的数日会议中，林彪屡次发表言论，重申此观点，并具体列举了我国派兵入朝所面临的诸多挑战。鉴于其言辞并非信口开河，而是基于长期深思熟虑，且有充分材料和依据支撑，因此，他的观点赢得了政治局诸多成员的认可。众多代表亦在发言中表达了与林彪相同的看法。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林彪进一步阐述了个人观点，对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其言辞切实、直率。

关于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立场，曾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雷英夫在其回忆录中有所记载。

然而，林彪的观点终究未被毛泽东所采纳。显而易见，毛泽东在洞察问题时，视野更为宽广，思考也更为周全。他立足于国际及我国未来的长远战略高度，审视了出兵朝鲜的问题。他坚定地认为，出兵朝鲜势在必行。他的主张亦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的认同，其中包括同样身负领军重任的彭德怀。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持续深入探讨抗美援朝战略决策。前一天，彭德怀元帅自西安抵达北京后，明确表示：“出兵支援朝鲜是至关重要的决策，即便付出代价，也不过是推迟解放战争数年胜利。倘若美军驻扎于鸭绿江畔或台湾，其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能找到借口。”彭德怀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起身坚定地回应道：“彭老总所言甚是！我们参战确实面临诸多困难，但朝鲜作为我国的友好邻邦，中国人民不能对美国的侵略行径坐视不管；唇亡齿寒，屋漏偏逢连阴雨。我们理应参战，必须参战。参战之利，不言而喻；不参战之害，显而易见。”

这样，关于出兵朝鲜的事情，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下来了。当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这个决定后，林彪也在会上表示，服从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并且讲了这样的意思，告诉他原本所指挥的第四野战军中，即将入朝的部队，将坚定地支持并执行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落幕之际，毛泽东对彭德怀明确指示：特赐您十日以作充分准备，我军出征的日期暂定于10月15日。至此，关于指派哪位将领率军入朝作战的疑问，终于尘埃落定。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央未曾提及林彪对于出兵朝鲜的异议，亦未言及他因健康原因无法率军入朝之事，更未曾提及他与毛泽东之间的过往意见分歧。在中央的视角中，这些情况均属常态，并未违背党内准则。

当年党内许多同志同意林彪的观点。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出兵朝鲜问题上，党内有许多同志与林彪的看法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林彪持反对中国出兵朝鲜的立场，这一观点似乎自战争爆发之初便已成形，成为他根深蒂固的见解。林彪一旦形成自己的观点，便不易轻易更改。

事实上，林彪自始至终密切关注朝鲜战局，他在1950年9月便已萌生反对出兵朝鲜的念头。据柴军武回忆，当年9月初，他自平壤返抵北京，随即接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通知，称林彪希望与他面谈，以了解朝鲜战场的最新动态。柴军武即刻前往林彪的住所进行汇报。在此之前，他已就朝鲜局势向林彪做过汇报，这次则是就新近情况进行的再次沟通。

在柴军武对新局势的描述完毕后，林彪转向他询问：“朝鲜人民军及其领导人是否有意转入山区进行游击战？”林彪的提问中，“他们”指的是朝鲜人民军及其领导层。

柴军武回应道：“我无法明确断言他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然而，基于与金日成的相处经验，我相信，若局势所需，他具备上山打游击的本事。”

林彪进而询问：“若我们选择不出兵，而是让他们上山进行游击战，这样的策略可否实施？”

林彪此言，实则不过自语，却也透露出他正深思此问题，亦或是他在向下属阐述个人见解。鉴于柴军武对此问题无从作答，他选择了沉默。林彪亦能体谅柴军武的处境，谈话便此告终。从林彪与柴军武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林彪对出兵朝鲜的提议持反对态度。

林彪对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战场的战术布局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并就此提出了诸多独到的设想与宝贵建议。图中所展示的，正是林彪特别关注的第二次战役的战术部署图。

当时，党内众多同志在是否派兵支援朝鲜的问题上，与林彪持有相似的看法。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历经连年战火，方才步入稳定，百废待兴，亟需和平恢复。对于中国人民而言，追求和平生活；而对于国家利益而言，亦迫切需要一段时间的和平建设。从军事角度审视，我们当时的军事实力尚不雄厚，武器装备相较于美国军队，差距甚远。美国作为当时全球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众人对于胜利的信心难免有所动摇，这是人之常情。党内出现的不同意见，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诸多当事人后来在回忆录中也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聂荣臻在回忆往事时，曾提及此段经历，他感慨道：“那时党内亦存有分歧之声。诸多同志认为，我党历经多年战火，亟需休养生息，建国仅一年，困境重重，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宜再战。”

薄一波在追忆往昔时亦言：“彼时我们下定决心参与这场战争，对于尚处初创阶段的新中国而言，固然充满风险。国家百废待兴，面临重重难关。毛主席曾与我谈及，我们确实面临诸多困境，部分同志对出兵持保留态度，我深表理解。然而，作为一个大国，若对邻国困境视而不见，坐视不理，亦非可行之道。”

毛泽东本人也回忆过当时党内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并且认为是正常的。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北京同来访的金日成会谈时，提到了当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出兵朝鲜问题上意见分歧因而犹豫不决情况，他说：“尽管我们在鸭绿江边部署了五个军，但政治局内部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反复权衡，反复讨论，如此往复，最终才作出了决定。”

毛泽东所指的“翻”，实指中央政治局在讨论过程中，意见出现分歧，反复争执，难以达成一致的情形。

逄先知同志，曾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并继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在其著作《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记载：在10月4日的下午，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一次扩大会议，会上，“多数与会者对出兵表示反对，或对出兵持有各种疑问。”

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刚结束战乱，经济状况严峻，迫切需要恢复与发展；新近解放的区域尚未完成土地改革，匪患与特务活动尚未得到彻底清除；我军的武器装备与美军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且缺乏空中与海上的控制权；部分干部与战士中弥漫着厌战情绪；忧虑战争持续过久，我方难以承受持续的负担。

毛泽东同志本人，即便是在坚决主张出兵朝鲜之际，其决策亦经历了深思熟虑与多次的权衡。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及：“关于是否出战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同样经过深思熟虑，久久未能决断。当时我军已抵达鸭绿江畔，邓华同志的先头部队也已做好渡江的充分准备。毛泽东同志便令我发电报给邓华同志，指示其暂缓行动，并多次叮嘱谨慎行事，直至经过反复斟酌，才最终作出决定。”

毛泽东同志对于此事，确实是深思熟虑，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胡耀邦在回忆录中提及，在毛泽东同志权衡是否派遣军队支援朝鲜的问题上，“他沉默不语，连续一周未刮胡须，直到深思熟虑透彻，才会召开会议，待众人意见达成一致，毛主席才会重新刮须。”曾担任毛泽东同志秘书的胡乔木也回忆道：“我在毛主席身边服务二十余载，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让毛主席难以决断。一为1950年派遣志愿军赴朝鲜参战，另一则是在1946年我们准备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这些历史文献显示，林彪在很早便对派遣军队赴朝鲜参战持有异议，且始终坚持己见，未曾动摇。他在党内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在中央最终作出派遣军队支援朝鲜的决定之际，他遵循了中央的意志。这其中并无任何异常之处。事实上，对于出兵援朝的提议，并不仅仅是林彪一人持有异议，党内众多同志亦对派遣军队入朝表示反对。林彪确实身体有恙，即便在中央尚未正式做出决定的情况下，他表达个人健康状况，亦是合情合理的。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落幕之际，林彪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与周恩来同行前往莫斯科，就苏联对于我军入朝作战所提供的支援事宜与斯大林展开交涉。在谈判过程中，林彪坚定地向苏联方面表达了中央在抗美援朝问题上的决心，并在战略部署、所需武器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沟通。谈判圆满结束后，周恩来返回北京，而林彪则留苏疗养。即便如此，毛泽东依旧对林彪在军队中的地位给予了重用，并未流露出丝毫对林彪的“失望”或“不满”之情。

在此议题上，黄克诚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中央亦充分尊重了他的观点。这一历史进程可追溯至1985年春，正值我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编纂阶段，解放军总政治部百科全书编辑室将“林彪”词条的释文提交给黄克诚进行审核。释文中提及了林彪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对出兵持反对态度的错误立场。

黄克诚对此评论道：“在党内，一名基层干部向党的领导层表达个人见解，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今看来，这无疑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反之，若是对自己的观点秘而不宣，盲目附和上级的言论，这种态度是极不恰当的。”

林彪毫不掩饰自己的见解，即便这些见解有所偏差，他仍勇于向上级反馈，这恰恰体现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姿态。”他接着补充道：“在我看来，若是其他人的词条释文中出现了类似的问题，那么‘林彪’这一条也同样可以加入此类内容；反之，若在其他词条中未涉及此类问题，对待林彪的态度亦不宜过于严苛。

在漫长的几十年革命斗争历程中，我党内部鲜有未曾犯过错误之人，无人未曾言过不当之词、行过失当之举，恐怕是难以寻觅的。

探讨历史、评判历史人物之际，我们理应借鉴黄克诚同志所秉持的实事求是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