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晚年感慨地说：毛主席当年跟我说‘还是要自力更生哟’！

到了1960年的北京郊区那个导弹试验场，第一枚导弹准备升空，可偏偏没有进口的传感器，飞行中的各种数据怎么收集呢？

科研人员急得满嘴起泡，钱学森蹲在废旧零件堆里，顺手扒起一根自行车辐条：“这就是传感器。”

外国人笑那叫“土法炼钢”，他倒不在意，带着人用算盘算数据，用马灯照着画图，竟然让“东风”的影子在西北戈壁上站了起来。

这“无米之炊”里面藏着个秘密，后来成了中国航天的血脉——到底哪个密码到底是啥？

这密码，就藏在钱学森蹲在山沟里搭的那木架子上。

没有高端仪器，他让人把辐条刃口磨尖了，绑在竹竿顶端对准导弹的尾焰，然后用铅笔在纸上画出波浪线来记录辐条震颤的幅度；没有电脑，就摆开二十几张算盘，算弹道轨迹的战士们手指飞快地拨动，算错了就用橡皮擦掉重新算，纸都被擦出个洞。

外国专家来观摩时撇嘴说：“这还算科研？”他听见没有就没回头，只对身边的人讲：“毛主席说过‘世上无难事’，咱们用土办法测出数据，那就是行得通的办法。”

那年冬天特别冷，试验场的帐篷漏风，他穿着军大衣，和战士们一块儿守在发射架下面，手冻得握不住笔，就哈气搓暖。

导弹点火那一刻，轰鸣声震得地面都跟着颤抖，他盯着辐条拉动的指针，直到数据记录仪上的曲线完全成形，才露出笑容。

那天，“东风”导弹带着火焰升空，他站在山坡上，看着那条烟迹渐渐隐入云中，回头拍拍身边年轻技术员的肩膀。

新款火箭引擎的材料强度卡在了瓶颈上，小李和团队在实验室苦熬了三天，数据曲线依然像结了冰的河面一般毫无变化。

钱学森知道这件事，一手拿着两个冷馒头就往实验室赶去，刚进门也没打招呼，先翻看实验记录，然后用铅笔在纸上画拉着公式，偶尔停下来问：“这个参数的边界条件考虑过温度场的变化没？”

夜里，实验室里搭起了行军床，他和年轻人挤在一起休息，到了凌晨三点还在讨论晶粒结构对材料性能的影响，馒头配着白开水都啃完了，他说：“搞科研就像爬山，毛主席给了方向，咱得一步一个脚印往上走，不能想着走快速路。”

第七天清早，小李手里拿着崭新的实验数据跑进办公室，钱学森接过报告，老花镜往鼻梁上一推，盯着曲线十足地向上走，嘴角露出一抹笑：“你瞧，这路是踩出来的嘛。”

九十年代那会儿，国际航天界开始频繁给咱们中国写信。有一封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信封里放着一份金光闪闪的聘书：年薪五十万美元，还配备最先进的风洞实验室，并且答应他老婆能够搞到终身教授的职位。

秘书递过信来时，钱学森正戴着老花镜拨弄学生的论文，看完信他没抬头，手指在稿纸上划了个圈：“回封信，就说我是中国人。”

秘书愣了一下，等着他接着说话。他放下笔，用指节敲了敲桌面：“我这实验室就在中国，仪器设备也是国家提供的，学生都是中国培养的，成果当然得留在这儿。”

那天下午，他去参加青年科研基金的评审会，有个年轻的学者问：“国外条件那么优越，您没考虑过去看看？”他拿出口袋里的搪瓷缸喝了一口水，缸子上的“自力更生”几个字快磨没了：“毛主席当年跟我说过‘还是要自力更生哟’这句话，不光是讲给搞导弹的听的，是要告诉所有中国人。”

后来那封聘书，他随手夹进了《工程控制论》这本书里，从此没再提起过。

倒是有一次，小李带着团队去做新型卫星方案的汇报，看到他办公桌上放着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当年在试验场用自行车辐条测数据时拍的。这照片的边角写着小字：“根扎在哪儿，果子就结在哪儿。”

退休之后，钱学森把书房里的书一册册装进纸箱，从《工程控制论》到他手写的流体力学笔记，连夹在书里的书签都没拿出来，全部都交给秘书带去了国家图书馆。

毛主席当年送他的那支金星钢笔，笔帽上都磨出了光亮，用软布轻轻擦了擦，最后放进了“两弹一星”纪念馆的展柜，只告诉馆长“别写我的名字，就说是个老科研人员捐的”。

秘书提议办个捐赠仪式，他只是挥了挥手：“办这个没必要吧？这些东西到了该去的地方，能帮年轻人查资料就挺好。”

他一辈子都牢记毛主席的话，“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送书到图书馆时也是自己搭公交车去的，司机要开车送，他坚持说：“这点路，走走挺好。”

很多人都喜欢来家里请教他各种问题，不管多晚，他都热情招待，打开箱子翻出自己曾经的实验笔记，指着上面写的公式说：“这个参数当年我们花了三天时间算出来的，你拿去参考吧。”

有记者问他这辈子最大的成就，他坐在藤椅上，望着窗外研究所的方向，轻笑着说：“你瞧那边楼里亮的灯，早些时候就几盏，现在一整层都明亮亮的，队伍壮啦。”

从用自行车辐条测量导弹轨迹，到东风导弹拖着尾焰划破天空，那根磨得尖尖的辐条早就被收藏进了纪念馆，放在玻璃柜里还沾着那时候戈壁上的沙子。后来小李变成了研究所的老专家，带徒弟时总会拿出当年钱学森写满公式的草稿纸，说：“当年咱用算盘算数据，现在有了超级计算机，但那句‘没条件创造条件’的道理可一点都没变。”

那封国外的聘书在《工程控制论》里夹了快几十年，书页都泛黄了，可墨迹还是没褪色；放到图书馆的藏书被年轻人翻得卷边了，笔记本里写着“温度场对材料强度的影响”那页，旁边用铅笔写的字多了几行蓝色的批注，是刚入学的研究生加的“已验证，补充了三个实验数据”。

现在试验场的发射架比那年高出十倍，控制台屏幕上的数据跳动得比马灯照出来的图纸还要细密百倍，但老工程师们还是在讲“钱学森蹲零件堆捡辐条”的那些事儿，听的人眼睛都亮得像天上星星。天宫空间站对接那天，地面指挥大厅里，三十岁的总调度握紧了拳头，跟当年钱学森盯着辐条指针时一模一样；北斗卫星组网最后一颗发射成功是，团队里最年轻的工程师在庆功宴上喝得醉醺醺的，说“钱老要是看见，肯定会说‘队伍又壮实了’”。

这密码从来不是什么挂在墙上的文字，而是辐条磨尖了能当传感器，是冷馒头搭配数据啃，是聘书看完就扔到一边，是藏书捐出一点都不作声。一代又一代人，把“自力更生”深深刻在骨头里，从山沟里的木架子，慢慢走到星辰大海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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