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女儿揭秘：我眼中的真实江青

1946年，父亲李公朴在昆明不幸遇刺，英勇牺牲。此后，我随母亲张曼筠及弟弟迁回上海。我在上海法学院开始了我的高中生涯，然而因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最终被学校勒令退学。翌年，我转至香港的培侨中学继续我的高二课程。在那一年，我加入了地下新民主义同志会。

1948年10月，在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我们全家从香港启程，途经天津，成功穿越国民党的封锁线，抵达了华北解放区的石家庄。在此，我被分配至正定华北大学政治班深造，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我转入该校外语系，专攻俄语。翌年，即1949年，随着北平的解放，我随学校一同迁至北京，继续我的俄语学习之旅。

1951年伊始，军委卫生部所属的北京医院迎来了两位苏联院士教授，他们专程为中央首长提供医疗服务。鉴于这一需求，我们急需两名具备党员身份的翻译人才。因此，我和陈复君同学——这位从延安来的年轻党员——不得不提前结束了一个学期的学业。我们脱去了灰色的制服，换上了绿色的军装，肩负起了在北京医院担任保健翻译的使命。

1952年夏日的一个午后，我接到了一则出差的通知：受命陪同江青前往苏联接受治疗，并担任其翻译工作。

在即将启程之际，军委卫生部傅连部长亲自对我进行了亲切的训话。

在出差期间，我需避免与家人联络，若有信件，将由我国大使馆的信使代为转达。此外，我必须对出差的具体任务保密，不得向他人透露。此次任务，我不仅要担任翻译一职，还需精心照料江青同志。出差归来后，我将直接向您汇报工作情况。

9月6日，我身着盛装——褪去绿军装，换上艳丽的红花连衣裙——被送往南苑机场。此时，一架苏联的专机正准备腾空而起。就在这时，毛主席和江青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他们从一辆车中走出。

我作为中共中央编译局俄文专修学校学员，有时，周末被挑去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做舞伴，我和毛主席跳过舞，这是第二次见他了，感到意外的是他亲自来送行。我当时想毛主席对江青真心关爱。

已近四十岁的江青，衣着得体，步履间透着一股挺拔的风度。她未施粉黛，却让人感到格外的舒心。待人接物间，她总是那么亲切而平和，我的紧张情绪在她的微笑中烟消云散。

苏联的专机设施考究，内设卧室与客厅，自飞机起飞的那一刻起，我便随同江青一同领略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尊贵待遇。

飞机行至中途，于伊尔库斯克短暂停留，补充燃油。随后，航班继续前行，直至傍晚时分抵达莫斯科。迎接我们的是苏共中央对外联络处的中文翻译，娜斯嘉·卡尔东诺娃，她乘坐的黑色吉斯车享有特权，所经之处的红灯即刻转为绿灯，以示苏联政治局委员的尊贵身份。车辆一路畅行无阻，直达克林姆林宫医院——我国同仁称之为“皇宫医院”，专为国家及国际高级官员提供服务。

病室分为内外两间，内间宽敞，专供病患居住；而外间相对狭小，则是为亲友陪伴所设。

一位保健医生已在病房中恭候，即刻为江青完成了长途飞行后的必要体检。

经过数日的细致检查，最终确诊江青女士患有泥沙样胆囊结石，并需接受胆囊冲洗治疗。在治疗过程中，患者需采取右侧卧位，将一根细长的橡皮管从口腔缓缓插入，穿越幽门直至胆囊。此过程中，确保管头准确进入胆囊至关重要，需调整至恰当的姿势，以便引流管能够顺利置入胆囊内。

在引流作业中，她时常需将管子含于口中并持续交谈。起初，我的听力尚不敏锐，难以准确翻译，这令医生焦急万分，而患者亦倍感不安，这一状况甚至干扰了冲洗的正常进行。幸好，我适应得颇为迅速，很快便能够清晰理解其言辞。

数个疗程过后，泥沙几乎从视野中消失，遵循医生的指导，我们抵达了位于高加索的索契，那是一家专注于泥疗的疗养院。在那里，我们每日都将黑泥敷于江青的腹部，以此进行泥疗。

二月，林利女士重返莫斯科的“皇宫医院”不久，便接受了新的任务。林利女士，中央老领导林伯渠的千金，于1938年6月高中毕业后赴莫斯科深造，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才返回延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她曾多次随高级代表团出国访问。同年，她作为翻译参与了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工作，大会结束后，又受命担任翻译，协助江青女士首次赴苏联进行治疗。

1952年秋季，刘少奇同志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了苏共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林利同志担任翻译工作。大会闭幕之后，林利同志陪同刘少奇夫妇前往高加索地区的索契疗养。恰巧，江青同志也在那里进行泥疗。

江青偶遇林利，便向她直言，与那些人相伴又有何乐趣，不如跟随我。返回莫斯科后，江青要求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与林利沟通，希望她留下陪伴自己。在江青的坚持下，林利不得不搁置了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翻译任务，选择留下来与她为伴。

此次入住的病房，除设有病患的卧室外，还备有一间宽敞的房间，专供陪护人员居住与休息。此外，一间兼具客厅与电话室功能的小空间，亦用作医生与护士的办公场所。我国苏方派遣了两名警卫员，轮流在此值班。

林利心想，江青终究与毛主席不能同日而语，她此行是为了疗疾，于是便提议她不妨向苏联方面主动提出撤销专属警卫员的安排。江青虽显不悦，最终还是点头应允了。然而，当时苏联方面依旧坚持为她派遣了警卫员。

3月5日的清晨，护士们正为江青进行胆汁检验的前期准备，一切顺利的话，她便可以踏上归途。就在此时，苏共中央的联络员卡尔东诺娃急匆匆地闯入我的居所，迫切地希望立刻传达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我建议先完成胆汁引流手术，然后再告诉她这个不幸的消息，以免她情绪激动影响手术的进行。林利也同医生们商定，暂时对江青隐瞒这一噩耗。

卡尔东诺娃痛哭流涕，声泪俱下地诉说着，今日之世界理应明了苏联人民以及党所承受的深重苦难。她亲自前来，受党中央之命，特此传达这令人痛心的消息给江青。她步入江青的居所，要求林利担任翻译。同时，她坚决指出，林利与医生共同决定暂时隐瞒此事，实乃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

江青突然放声大哭，一边哭泣一边猛拍林利的桌子，抱怨自己被隐瞒了真相。待她情绪稍稳，医生依旧为她实施了胆汁引流手术，竟奇迹般地成功抽出了胆汁。

事后，江青向林利表达，她充分理解林利与医生所怀的善意。

数日之后，苏共中央联络部正式发出通知，要求江青携我及林利一同前往圆柱大厅，为斯大林守灵。尽管停留的时间仅短短数分钟，斯大林的遗容却已牢牢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

自此，江青感到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肝脏部位时常作痛，便计划待天气转暖之后前往南俄修养。林利把握时机，将国内单位同事寄给她的多封希望她归来的信件呈上，江青见状勃然大怒，痛斥中共中央编译局领导师哲，指责是他策划了这批信件的撰写。

林利随后联合苏方的保健医生、护士长以及我共同劝说她允许林利离开，江青终于松了口。然而，在起飞之日，江青放声痛哭，坚决不放林利离去。

此刻，医生与护士长想方设法平息了江青的歇斯底里，最终使得林利得以离去。在离开之际，她转告我说，江青提及你的丈夫是沈钧儒的秘书，属党内民主派人士，她还提及你的社会联系颇为复杂。

那时，我和林利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她为何如此看待我。

直至“四人帮”的相关资料公之于众，方始明了江青对于提及她前夫之一的唐纳尤为忌讳。蓝苹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西、顾而已与杜小鹃，三对恋人计划在同一天举行婚礼。选择在杭州六和塔下结合，乃是“才子”唐纳的创意。他们特聘上海知名大律师沈钧儒担任证婚人，著名导演郑君里则担任司仪并兼任摄影师。我曾有幸见过三对新人与沈老合影的照片。

郑君里在文革期间遭受江青的迫害，不幸丧生，其悲剧亦与唐纳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文革期间，江青借助叶群之力，走访了郑家及其他四位三十年代文化界的知情人士，旨在搜寻一封至关重要的信件。

1957年，毛主席的《蝶恋花》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轰动一时。江青对毛主席说：“你想杨开慧，我还想唐纳呢。”

盛怒之下，她立刻给郑君里寄去了一封信，迫切地索要唐纳在法国的通讯联络方式。

在与江青的一次交谈中，我不经意间提起唐纳近况如何。江青闻言，脸色顿时阴沉，并未给出回应。正是这一幕，让我被她贴上了“社会关系复杂”的标签。

在养病的日子里，她常会挑选电影来消磨时光，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部译制片《红与黑》。幸而我事先曾阅读过这部经典名著，因此在观看的过程中，我得以边看边进行翻译，勉强地度过了这一难关。

观影苏联国产影片《第四十一》之后，她感慨地对我说：“这竟是一部禁映之作，实在令人惋惜。男女主演的表演堪称精湛！”

她曾向我提及，胡乔木希望她能够加入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协助审查电影。而我对于电影制作的诸多术语，诸如蒙太奇、淡入淡出等，都是江青为我一一阐释的。

江青曾莅临大剧院，观赏了一场芭蕾舞表演，当时人民演员乌兰诺娃正在演绎《红罂粟花》。对此，江青表示强烈的不满，认为这出戏是对中国人的侮辱，坚决表示不应观看。她评价普列谢茨卡娅为仅次于乌兰诺娃的杰出演员，是国家的功勋。最终，我们得以在莫斯科大戏院的包厢中，欣赏普列谢茨卡娅主演的芭蕾舞剧《喷泉》。

再度观赏了那位享有盛誉的歌唱家、人民演员达拉索娃主演的《三姊妹》。演出落幕，她带着戏谑的口吻对我说：“你的歌声颇佳，不过，那形象嘛，实在令人难以卒视，她过于丰腴，我几乎忍不住想要中途离席。然而，我又担心包厢若突然空荡，场面会显得颇为尴尬。”

“瞧他们那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我们面对他们时也不能示弱，必要时更应挺身而出，给予适当的反驳。”她便是如此身体力行的。

在此，我们享有的待遇与政治局委员相当，每位在别墅的住宿费用按每日100卢布标准提供，而住院费用则另计。江青曾对我说：“我们在此的一切开销均由公家承担，鉴于我国外汇储备有限，我们均无需申请出差津贴。”

那日，她在信中惊喜地获悉，那位协助她打理家务的姐姐之子，竟考取了北京一所知名学府。于是，她嘱托我代她拨通汪东兴的电话。电话那头，她关切地询问外甥如何能够进入这所高等学府，直至对方坚定地回应系通过考试入学，她方才安心地挂断了电话。

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无论我们从事何种事务，都必须深思熟虑其带来的影响。”

高级领导那时确实以身作则。

我能明显察觉，无论身处何种情境，她总会细心考量自身对他人的影响。她衣着得体，发型整洁光亮。尽管她的腿部线条略有弯曲，但在行走时，她依旧保持着挺拔的身姿。无论是站立、就坐还是进餐，她都维持着端庄的姿态，展现出她独有的人格魅力。

“用餐时宜闭口咀嚼，切勿发出声响，面条一类需用叉子卷起一小团，随后整体送入嘴中慢慢品味。”

在疗养院的泳池中，我曾指导江青学习游泳。作为初学者，她展现出小学生的那份乖巧与勇气，不仅听话，而且大胆尝试。她严格按照我所教授的动作进行练习，不久便熟练掌握了蛙泳的基本技巧。

江青料想不会在苏联度过炎夏，因此我们手头仅有冬装。她指示我拨通汪东兴的电话，请王光美为我们挑选几款适合制作连衣裙的绸缎，并提出了几款心仪的颜色。鉴于王光美的审美鉴赏力颇高。选购完毕后，我们将托访苏代表团带回。苏共中央设有专为高级干部定制的裁缝，夏装的制作速度很快，不久便大功告成。

随着夏日的脚步渐近，江青携我及两位安保人员一同乘坐火车抵达了黑海之滨的知名疗养胜地——雅尔塔。我们入住了一座雅致的别墅，这里曾是二战期间斯大林、罗斯福与丘吉尔三位领导人举行“雅尔塔会议”的居所。我们所居之处，正是罗斯福总统曾下榻的利瓦季亚宫，其地理位置紧邻碧波荡漾的海岸。

江青雅尔塔海边

每日最令人愉悦之事，莫过于赴黑海畅游。那段时光，仿佛是专为江青所设，沙滩上布满巨石，而岸边则停泊着各式小船。

在这片水域，一跃入水便无法触及水底。江青安坐于岸边长椅之上，悠然享受着海风的轻拂，目光则追随我在深邃的蓝黑海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泳。

那日波涛较往常更为汹涌，我游泳的距离也相应延长。她在岸边瞧不见了，心急如焚。不知她如何与安保人员沟通，安保人员即刻划着小木船匆匆赶来寻找我。自此，她便禁止我游得过于遥远，生怕我遭遇不测。

“我的父亲是一位木匠，嗜酒成性，一旦醉酒，便会将怒火发泄在母亲和哥哥们身上。我年纪最小，幸免于难。然而，在学校上课时，我时常仿佛听见母亲的呼救声，那种刺激让我难以承受。小学毕业后，我毅然离家出走，投身于一个戏班学习京剧。在那个古老的戏班中，我经历了无数的艰辛。”

继而抵达青岛，我在大学图书馆担任职员，并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幸聆听过闻一多先生的授课。党组织安排我前往上海，在工厂中担任女工，并在工人夜校教授知识。

由于担忧身份暴露，我得以跻身戏剧界。我曾主演《娜拉》与《大雷雨》，均引起极大关注，我的艺名蓝苹也因此声名鹊起。鲜有人知晓，我的本名是李云鹤，而我的女儿则沿袭了我的姓氏，名为李讷。

贺子珍对孩童并无特别的喜爱，她的女儿姣姣，是我自农家所得，亦随我姓，名李敏。她自幼便被送往苏联，归来后中文水平尚浅，不愿前往母亲处，更偏爱留在我家。

在交谈间，她时常自豪地提及自己全方位地向主席学习，包括模仿他的书法和签名。她曾当众挥毫，向我展示所学，并询问我是否觉得她模仿得惟妙惟肖。当我给予肯定的评价后，她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她不仅效仿主席勤于读书，江青还曾自豪地说：“我们居住在中南海的夫人们，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党小组。”

在雅尔塔的休养时光里，她的情绪达到了最佳状态，显得尤为平和稳定。

林利、苏联籍的保健护士、江青、张国男。

盛夏行将落幕，两位警卫人员屡次劝我向江青提出启程莫斯科的请求，理由是天气转凉，不利于健康。然而，她似乎始终对此表示了反对。

数日之后，再度有要求我向江青提及重返莫斯科之事，她虽不情愿，最终还是勉强予以许可。

八月的莫斯科气候，仿若北京的深秋，江青因温差之故，略感不适，遂将我唤至面前，面色不悦地斥责道：“分明是你与保卫员二人，心有不甘，急于归家，竟暗中勾结，编造出一大串理由，催促我返回莫斯科。”

返身步入客房，我忍不住泪如泉涌，心中满是委屈。为了不惊扰到周围的工作人员，我努力压制住自己的哭声，泪水却仍悄然滑落。

我天生颇具男儿的豪迈，自父亲离世后，我曾痛哭失声，但自此便再未流露过泪痕。然而，这次江青注意到我眼中泛起的红肿，便指责我无视形象，生怕旁人会误以为我遭受了她的欺凌。

9月初，我终于迎来了返回北京的时光。她特意对我说道：“我知道你回去后，傅连暲会与你谈论我的近况，我对他并无好感，他事事都想插手，事事都想了解。除了病情之外，其他的一切无需提及。这无疑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我究竟该如何向他汇报呢？”

我们再次乘坐专机，这架飞机是苏联制造的图—104喷气式客机。她的保健医生以及两位贴身保卫人员全程陪同。此次行程，我们直飞北京。

出乎我们这些陪同人员的意料，飞机尚未完全停稳，毛主席便已向我们挥手致意。

我们随江青步出机舱，毛主席逐一向大家伸出手来致意。在我介绍完三位随行人员后，飞行员也加入了行列。毛主席在握手的同时，询问道：

“我尚未体验过贵公司的喷气式飞机，能否让我试坐一次？”

机长应道：“当然。”

主席迈着矫健的步伐向飞机走去，稍作停留后，他满面春风地走下舷梯，喜悦地告诉在场众人：

“我坐过图-104飞机了！”

数日之后，江青为对过去一年间的治疗与调养表示感激，特设宴款待了全程陪伴的各位成员。我向傅部长做了详尽的汇报，收获了对个人工作的肯定，终是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使命。

1955年的初春，我的大女儿王力平迎来了她的诞生，得益于充足的母乳，她的生长发育显得格外健康。然而，就在五月初，我接到了陪同江青女士前往苏联就医的任务。这个消息如同一把锋利的刀，残忍地割断了我对女儿最珍贵呵护的脐带，不得不忍痛割舍她最佳的营养来源。

随着行程日益临近，我不得不紧急寻求断奶之策，依照我院苏联专家的建议，采用绷带对胸部进行紧束。高烧不退的我，在天津知名妇科专家俞霭峰教授的陪同下，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航班。平素从不晕机的我，却在飞机上剧烈呕吐，幸好得到了俞教授无微不至的关照。

原本，她接受的是协和医院知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诊疗。然而，她觉得林教授手法过于粗暴，言辞亦不够柔和，对她似乎缺乏好感，因此最终选择了俞教授。这些情况，是后来我所了解的。

我们迅速赶往莫斯科，旨在为江青的苏联治疗子宫颈癌进行前期筹备。我们抵达了莫斯科的全苏妇产科学研究院妇产科临床医院。在此，俞教授与苏联的专家们共同对江青的病情进行了深入探讨，最终确诊为原位癌前期，无需手术治疗。经研究，我们决定采取针对子宫颈局部的放射治疗方案，江青对此表示了接受。

彼时，北京医院享有盛誉的内科专家吴洁，携同我院翻译徐五凤一同受邀出席学术会议，恰巧得以陪同江青一同乘机抵达。江青更是在别墅中盛情留他们居住一日。

此次，特别派遣了北京医院一位近期才加入江青身边的保健护士——林爱。在无需翻译的情况下，林爱负责照料她的起居。

日复一日，用餐时光里，俞教授、我及小员常伴其侧。她与俞教授的交谈尤为频繁，我深感她言辞得体，态度温和。

不久之后，江青忽然向我提出：你不妨暗示俞霭峰，他或许可以回归祖国。我不解，不知俞教授究竟何事触怒了江青，然而他很快便离去了。

随后，林利在北京再度接到中央的指令，作为江青的随从抵达了这座别墅。她目光所及，只见护士员林爱以及我已在场，林利心中不禁涌起一丝异样的感觉。

江青近期在接受化疗时出现了不适反应，情绪低落，脾气也变得暴躁。林利心生一计，决定冒险进城，向远在莫斯科的周总理汇报情况，并提出了返回北京的充分理由，然而并未获得总理的赞同。随后，她不懈地与江青软言相求，最终，江青同意让她携带着致毛主席的家书返回京城。

此次有员林爱相伴，我便感到轻松不少，尤其是在晚间协助江青安然入睡的任务上，我得以卸下了重担。回想起那年的首次经历：

江青难以安眠，每晚临睡前，她需将背部垫高，斜倚在枕头上，半躺于床上。我则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与她一同玩起扑克牌。我们玩的是一种源自苏联，名为“傻瓜”的简易玩法，无需动太多脑筋。

她往往难以长时间保持宁静，我们各自抽一张，内容枯燥乏味，往往是我在她之前沉入寂静。尽管我疲惫不堪，仍需勉力支撑，继续这场游戏。若让她察觉到我的困意，她定会心生不悦。

夜深人静时，有时亦会把我从梦中唤醒。总的来说，每个夜晚都成为了我最难熬的时刻。原本躺下便能迅速入眠的我，如今却开始饱受失眠的困扰。自回国以来，我常常依赖那味道极苦的水化氯醛来助我安然入睡。

此次经历中最令人难忘的，莫过于深夜被员林爱的呼唤惊醒，一只体型硕大的绿蝇在江青的卧室中不住地嗡嗡作响，盘旋飞舞。

在苏联时，我们被告知这里遍布的是无害的蝇类，因该国未曾遭遇传染病，故而无需配备蝇拍，更别提杀虫喷雾剂。别墅内的房间宽敞高挑，我们这样的矮个子又怎能触及这些讨厌的虫子。无奈之下，江青唯有依靠安眠药来度过那一夜。翌日，我们才召集了保卫人员，才将这个“不速之客”驱逐出了我们的居所。

江青并未选择住院接受治疗，而是每次亲自前往妇产科临床医院，将携带放射性钴的细棍置入子宫颈口，以进行相应的治疗。

整个治疗过程并不冗长，然而，她的白细胞计数却迅速跌至两千多，随后她便不遗余力地寻求提升白细胞数的方法。由于抵抗力大幅下降，她变得异常虚弱，仿佛一阵微风便能将她吹倒。

我们肩负的使命是确保她免受感冒的侵袭。室内温度需维持恒定，而在外出散步时，江青同志要求我们必须细致观察气温、风力以及风向。在出门前，需将身上的虚汗擦拭干净，换衣动作应轻柔而缓慢，务必要避免再让她出汗，否则只得暂时坐下等待汗水完全蒸发。

除就医之外，江青未曾踏出别墅院落的大门半步。后门通向一片绿意盎然的草地，那里我数次目睹了邻近住宅的苏共中央政治委员勃涅日列夫的身影。他总会向江青点头致意，表达问候。

江青曾在此盛情邀请随中国艺术团赴莫斯科演出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莅临别墅，共品午餐。

在我抵达之前，她曾叮嘱我，不要向苏方人员透露来客的真实身份。起初，我并未领会她为何如此忌讳，不愿让人知晓她要见一位演员。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渐渐意识到，或许她是不愿自己的京戏功底和30年代演员的身份为人所知。

午膳时分，她吩咐我和员林爱将饭厅两侧之门紧闭。餐间，她对于程砚秋的艺术造诣赞不绝口。午餐落幕之际，她向程先生恳请，能否清唱一曲《荒山泪》，那是她尤为钟爱的一出剧目。

程先生低声吟唱了一曲，江青率先轻柔地拍起了掌。她微笑着对程先生说道：

今日，我倍感荣幸，得以近距离聆听程先生的清唱。我对程先生的戏艺情有独钟，原因在于他能够依据剧情及个人的嗓音特点，对原有的唱腔进行灵活的调整。我对您这种创新精神深表敬佩。关于京剧中的青衣梅、程两大流派，我曾与周总理就此话题有过一番争论。我偏爱程派，而总理则更倾心于梅兰芳的梅派，堪称保守派。

客人离去后，她语气坚定地对我说，梅兰芳的戏曲表演虽恪守传统，略显保守，但总理却格外青睐。

周总理对江青同样关怀备至。每逢他抵达莫斯科，无论日程多么紧凑，他总会抽出时间莅临别墅探望江青。他向她详细讲述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诸如高岗、饶漱石案等。同时，他也关切地询问江青所需何物。

总理察觉到江青对绿叶子菜有所偏爱，返京后不久，我们便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告知他已派人送来了一箱新鲜蔬菜。蔬菜送达后，江青指示我转告厨师，这些菜肴他们尚不熟悉，她本人将亲自下厨示范。

我陪同她前往厨房，精心烹制了一盘色泽诱人的菠菜。随后，我邀请厨师及在场诸人品尝，收获了如潮的赞誉之声。自此，苏联的厨师们亦掌握了炒蔬菜的技艺。

转眼间已过半年，江青的白血球计数依旧未能显著提升，于是她决定返回北京，寻求中医的治疗方案。

员林爱悉心照料着身带放射线的江青，与她亲密接触，却毫无防护措施。她自幼家境贫寒，12岁便外出打工，支撑家庭，身体素质本就薄弱，如今白血球计数更是降至两千余。

此外，鉴于当时出国需着裙装，她双膝遭受寒气侵袭，皮肤上出现不少红斑，不幸患上了风湿病。

在这次归途中，她特意嘱托卡尔东诺娃购买了一个苏联生产的静态黑熊玩具，作为赠予我女儿的礼物。这个玩具的头部一旦上紧发条，其双爪便能灵活活动。我猜想，这或许是她为了弥补陪伴哺乳中的女儿一同前来就医的遗憾而特意准备的补偿。

“然而，当我步履沉重地踏入家门，目睹因断奶改食牛奶而满脸泛起红疹的幼女，心中不禁涌起一阵酸楚。她对我已不再熟悉，我急忙掏出小黑熊，这一举措拉近了我们母女间的距离。”员林爱事后如此回忆。

1956年五月，江青完成了整整一年的放射治疗疗程，随后前往莫斯科进行复查。复查结果显示效果良好。她个人感觉精神状态也十分充沛。

苏共中央精心安排了江青与苏共领导人夫人的会面，以庆祝她的康复。此次会面共有四位贵宾：分别是当时斯大林继承人、苏共总书记马林科夫的夫人，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的夫人，赫鲁晓夫的夫人，以及米高扬的夫人。

马林科夫的妻子在四人中年纪最轻，她自述担任电力学院的院长一职。她询问江青未来的志向与所学，得知江青学历并不高后，她便对江青说道：“您不妨留下来，在我们学院继续深造。”

江青闻言先是一愣，随即便回应道：“日后若有良机，定当前来贵学院深造。”

此次对话显然并未投契，不久便草草收场。

驱车返回别墅途中，江青向我坦言：“这些夫人们的修养确实有待提高，尤其是马林科夫夫人，言谈举止颇为失当。她竟提议让我去她的学校就读，这简直荒谬至极，她的傲慢显而易见。相较之下，赫鲁晓夫夫人的性格则显得更为朴实和善。”

此次会晤严重伤害了江青的自尊，她在逗留三个月后便返回了北京。

在接下来的四年中，我与江青的会面大约有四次。其中前三次，她都是前往北京医院接受胆汁引流手术。她选择我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她坚信我能够指导她选择恰当的卧姿，以便引流管能够顺利穿过进入胆囊；其次，她在说话时含着引流管，而我能够清晰理解她的言语。

那一次，是我院内科的张惠芬主任把我召见，她的表情中透露着无奈，这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她说道：“我们已多次尝试胆汁引流，但她仍对我们的技术抱有疑虑，因此特地让我来请你过去。”

在那最后的1959年，在与江青的交谈中，我不禁流露出一丝感慨——我所追随的最后一任神经内科苏联专家也已离我而去。其他翻译人员，先前都曾修习医学，如今都已转行成为医生。而我，仅精通俄语，内心深处渴望能进入大学深造，专攻一门学科。

近日与江青的会面尚短，恰逢新春佳节，我忽然接到通知，江青邀请我赴中南海她的住所共进晚餐。

我依照约定的时间，骑着自行车抵达了中南海。未曾想，毛主席竟然也在此共进晚餐。

毛主席在询问了我一番之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在工作中，我们能够汲取知识的养分，因此务必多读书，以拓宽知识视野。其实，上不上大学并非关键，我本人未曾踏足大学校园，江青同志亦是如此。”

这场高级别的晚宴，是江青精心安排的。其目的显然旨在消弭我追求大学教育的愿望。或许，这亦是对我屡次为她提供协助的一番小小回馈。

1960年，依照院党委的部署，我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参加了为期一年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班。学成归来后，我荣幸地担任了病房专职党支部的副书记，随后又晋升为书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身为一名中层领导干部，我却遭到了造反派的无端指责，被迫在病房中进行扫地清洁的体力劳动。

1967年，朱德总司令的保健卫士魏琳向我展示了一本小册子，其中详细记录了汪东兴与保健局局长黄树则，以及上海两位专家对江青进行的会诊意见：经过客观检查，并未发现病情如江青所陈述的那般严重。

我因翻阅了记载江青病情的私记，疑其泄露了机密，遂被监禁于医院地窖长达十个月。终以“泄露机密即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对”的罪名，被判处两年留党察看，定性为现行反革命。

魏琳的遭遇比我更为不幸，她曾在秦城监狱中服刑长达6年之久。

1969年，我踏入五七干校的行列，年终之际，荣幸地荣获北京医院连队颁发的优秀“五七”战士称号。

头顶的光环仅闪耀了短短两个月，春节归京休假期间，连领导却将我冠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随之，我遭受了半年的禁闭，沦为专政的对象，被迫参与劳动长达三年。

1973年，我重返医院，被分配至图书馆担任馆长一职，并积极参与了图书馆学会举办的学习班。随后，我无奈地被推选为医院医务处管辖范围内的党总支书记。这一任命意味着，随着江青的罪行被揭露，那些曾经加诸我头上的种种无端指控也随之得到了平反。凭借十五年来在图书馆工作中的卓越成绩以及几篇学术论文，图书馆学会为我评定为副研究馆员。至1987年，我正式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