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张国焘是怎么服软的？

林育英向张国焘发出一封电报，其中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建议张国焘或许应考虑撤销第二中央的设置，转而建立一个与陕北中央实现“横向”联络的西南局。然而，张国焘对此反应强烈，他深感失望，认为林育英理应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毛泽东和周恩来所主张的路线展开批判。

1935年12月中旬，一份电报传至张国焘之手，恰逢他心情阴霾之时。

在百丈关的激战中，红军承受了巨大的牺牲，伤亡人数超过万人，被迫撤退至天全、芦山地区。然而，命运似乎并未对张国焘伸出援手，恰逢数十年来罕见的暴雪降临，我军物资告急，粮食短缺，士气陷入低谷。在这种艰难困苦的境地中，不仅抵挡薛岳和川军主力的进攻变得异常艰难，即便仅仅是度过这个严寒的冬季，亦步履维艰。

一连串的惨痛消息让张国焘陷入了极度的焦虑与压力之中。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原本期待林育英能伸出援手，然而，对方却只发来了一些敷衍了事的电报。非但不见实际行动，反而暗地里指责他取消第二中央的打算，这无疑激起了张国焘满腔的怒火。

01

国际代表的重要电报，张国焘始终不敢擅自予以扣留。林育英的电讯消息迅速在四方面军中传开，朱德总司令与刘伯承等领导人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们细读电报内容，从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胜利的微光，预示着张国焘南下的闹剧即将画上句点，标志着其覆灭的时刻即将到来。

朱老总满怀喜悦，随即以个人名义向林育英拍发了一封电报。这一举措，自张国焘领导红军总部南迁之后，是朱老总首次以个人名义发出的电报。

朱老总未及展开寒暄，便提议由林育英出任调停人，以此促成四方面军与一、三军团之间的交流，实现情报的互享。此策略虽不显山露水，实则匠心独运。鉴于张国焘长期以来对红军各部队联络渠道的垄断，他实际上间接掌控了朱老总与党中央的联系。

此刻，朱老总迫切地希望能与中央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以便分享关于张国焘的最新情报并商讨相应的处理对策。

接到朱老总的来电，教员的心情顿时愉悦起来。自从朱毛二位久别重逢，心中积攒了许许多多的话语。教员对朱老总的安危亦始终牵挂。电话那头，朱老总的声音传来，教员悬着的心立刻放下。他随即向朱老总传达了若干喜讯，并表示国际上普遍对我们的长征给予了高度的赞誉，称其为一次辉煌的胜利。

在朱老总与教员激情洋溢的交谈中，张国焘的情绪越发激荡难抑。1936年1月6日，他再度以“党中央”的名义，向林育英与教员发送了一封言辞严厉的电报。

“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并确保对敌斗争的统一，我们务必坚决抵制一切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此观点毋庸置疑，若不将这些错误倾向予以揭露，党便难以真正称得上是列宁主义的政党。

这些话语分量沉甸甸，将矛盾推向了激化的悬崖边缘，张国焘堪称是典型的“不见棺材不掉泪”。

直至今时今日，张国焘依旧未能完全洞察局势。他深信在共产国际内部，自己仍保持着一定的势力基础。一旦能够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他便将其视为一种胜利。与此同时，张国焘始终坚持认为，林育英的到来，旨在给予他支持与协助。

接到张国焘的电报，教员一众人的心情变得愈发沉重。张国焘的傲慢与专横，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尽管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退路也已铺设妥当，然而张国焘不仅未表现出应有的感激之情，反而将桌上的物品掀翻至地面。

此刻，教员的内心亦感忐忑，林育英竟然未能对张国焘实施有效的掌控！

然而，共产国际并未立即作出回应，即便回应至，其内容亦未必对中央产生积极效应。张国焘堪称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在获得国际代表的强力撑持之下，他却巧妙地向中央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中央对张国焘的来电进行了认真讨论。1月13日，张闻天率先向张国焘发出一封电报，诚挚地恳请他着眼于全局，主动撤销第二中央的设立。他强调，无论遇到何种问题，我们均可闭门密议，深入探讨，切勿采取既伤害友谊又助长敌势的举措。

张国焘显然并未接受这番话语，而张闻天的电报，亦仅是开胃的前菜而已。

02

1月16日，在教员及同仁的周密筹谋之下，林育英向张国焘再度发出一封言辞锐利、态度坚定的电报，此举彻底扫除了张国焘心中所存的一切幻想。

“肩负着共产国际的使命，我承担起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的重任。与毛泽东同志的会面中，我了解到一、四方面军的通讯频率相对较低。国际方面急切期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联系渠道。我已携带着相应的密码，并能够代为与国际进行通讯。此外，经过世界七次大会的历练，我对中国问题有了深入的理解，现准备将这些宝贵见解毫无保留地告知于您。”

我必须向大家说明，我的意图并非劝您放弃第二中央，而是基于国际共识的考量。如果您对此有所疑虑，不妨直接与国际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一切自会水落石出。当然，具体的联系方式我无法直接告知，但若您有此需求，我可以代为咨询。此外，请牢记我的身份——我是一名国际代表！

张国焘的勇气堪称卓越，即便在教员展现威严之“虎皮”至极致时，他亦未曾屈服于压力之下。

1月20日，张国焘致信林育英，就是否能够无拘无束地发送电报一事进行咨询，并对为何不直接传达国际的决议表示疑惑。更甚者，他甚至提出让教员等人解散中央的极端要求，其态度之傲慢无礼、行为之狂妄已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以下是对原文本的改写：请听我转达张国焘的电文内容：林同志，你遭受了威胁了吗？若非出自本意，请通过眨眼传达信号。无论如何，在没有收到共产国际的正式文件之前，我难以接受。我感觉你们有所保留，赶紧自行解散中央机构吧！

张国焘无法挽救。

面对张国焘的坚决立场，即便毛泽东同志及张闻天等同志亦感到难以应对。鉴于张国焘显露出的坚不可摧的气势，毛泽东同志及同仁们亦不敢示弱，唯有迅速发布最后通牒。1月22日，中央正式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明确指出：

自与党中央产生分歧后，张国焘同志近期在红四方面军内部擅自成立了隶属于他个人的“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团的中央”。这一行为，实则是对党的背叛，对中国革命的背离。党中央不仅通过电报指令张国焘同志即刻废除所有“中央”机构，摒弃一切反党思想，更特别决定公开发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所做出的决议。

紧随其后，在1月24日，林育英再度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向张国焘、朱德等一众领导人发出了电报：

“共产国际对中国党中央所确立的政治路线表达了坚定认同。贵方亟需成立隶属于西南局的代表团，对于与党中央在原则性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可提交至国际层面寻求解决方案。”

秉持仁义之心，张国焘终究未能亲见国际决议的最终结果。尽管如此，林育英坦率地向张国焘透露，国际社会已明确支持陕北中央的路线。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等领导并未切断张国焘的退路，仍旧允许他设立西南局，使其直接接受国际代表团的领导，并与中央保持平行的沟通与联络。

接获电报的瞬间，张国焘陷入了沉默。林育英已直截了当地提到了共产国际，若他再行争辩，无疑便是对国际意志的公然违背。

1月27日，即便张国焘在实质上已作出让步，他的言辞依旧显得坚决。他强调，既然你们采取如此强硬的措施，强迫我承认你们的中央，这无疑是在埋下派别纷争的隐患。然而，我张国焘深知分寸，鉴于当前我们亟需党内团结的目标，我决定不再与你们争执。

既然各位均认同设立西南局之举，那么我们将遵照国际的指引行事。届时，共产国际将再次公布政治局成员的全新名单。目前，我方负责的是西南局，而贵方亦应同步更名为西北局。

尽管张国焘竭力装出威严的姿态，但最终，他仍顺着教员为他铺就的退路，顺从地踏了下去。

03

纵然在1月27日的电报中，张国焘并未直接表明撤销第二中央的意图，但其言辞间已流露出一丝态度上的缓和。

此时，张国焘尽管口吻坚决，声称与教员等人并肩作战，共同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引，但内心深处难免滋生一丝不安。他明白，在教员的面前，自己已不复拥有过去在两河口会议和沙窝会议时期所拥有的那份自信。

1936年二月伊始，薛岳指挥着一支装备精良的数个师团，联合刘湘的川军主力，对天全、芦山两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面对缺乏后方支援的南下红军，敌军如潮水般蜂拥而至，我军所承受的抵抗之苦，实难用言语尽述。即便是张国焘本人，也直言不讳地表示，若持续这样的战斗，部队终将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

二月中旬，红军的高级指挥官们汇聚一堂，共同商议后续的战略部署。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大家达成共识，决定转向北方进军。即便张国焘曾试图反对，但在林育英的提前说明下，斯大林对红军北上发展的战略表示了支持。基于此，南下红军制定了《康道炉战役计划》，将部队划分为三路，分别从天全、芦山等地有序撤退，向炉霍、康定、道孚等关键区域进发。

世人常说，仅次于1949年投身国民革命军的光荣，莫过于1935年踏入四方面军行列，成为一名战士。若能师从良师，交结益友，人生之路将顺风顺水；反之，若不幸误入歧途，则必将遭遇接踵而至的磨难。在四方面军的战士中，有人曾三次攀登险峻的大雪山，而最少的亦曾两度跨越；至于那令人生畏的草地，每一次穿越，都宛如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贺龙总司令及任弼时同志所率的部队，于乌蒙山区巧妙布阵，演绎了一场精妙的迂回战术，最终成功挫败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乌蒙山间的回旋战，其激烈程度，可与教员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相媲美。红二、六军团成功脱险，朱老总和刘伯承均喜形于色。往昔，张国焘不愿北上，曾意图令红二、六军团在江南牵制敌军，为其提供助力，意图扩张自己的第二中央。然而，时移世易，在林育英和教员的共产国际压力之下，张国焘终究屈服。

深感自身力量有所欠缺的张国焘，并未甘心就此放弃与认输，于是他的视线投向了红二、六军团，寻求另一条可行的道路。

张国焘刚接手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不久，中央与红二、六军团便失去了联系。然而，张国焘竟不顾纪律，擅自以红军总部名义，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将领维持着秘密通信。更令人义愤填膺的是，他竟故意隐瞒真相，散布不实消息，使得红二、六军团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贺老总及任弼时刚刚带领部队成功脱险，未曾想，却又不幸落入了张国焘的监控之中。

得到红二、六军团的消息后，张国焘立刻作出决断，命令他们北行，与他汇合。但当时，中央对红二、六军团的详细情况却一无所悉。朱老总稍作沉思，便认为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寻求联合，无疑是一大喜事。

贺老总，作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堪称革命战旗的楷模，而任弼时身为政治局委员，关向应等亦均为党内声名显赫的领军人物。若能获得他们的全力支持，朱老总在四方面军中必将集结起一股足以与张国焘相抗衡的雄厚力量。

因此，在朱老总与张国焘难得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南征途中，他们一致向红二、六军团发布了北上的命令，旨在确保与四方面军顺利实现会师。

然而，朱老总与张国焘的心态有着天壤之别。张国焘企图将红二、六军团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此壮大分裂势力；而朱老总则意欲借助贺龙和任弼时的力量，携手并肩，共同对抗张国焘。

遵照林育英与党中央的既定战略部署，原计划四方面军需北进，于炉霍一地稍事歇脚，再继续征程。但局势突变，红二、六军团成功突破重围，于是四方面军决定在炉霍地区延长停留，以俟贺龙总指挥莅临，随后我们将一同继续北上。

在漫长的等待中，林育英忽然来电，传达了指示：

“我明确表示，坚决不赞同将第二、第六军团调往西康的提议。”

“二、六军团在云贵边界的战略部署，实乃建立根据地的明智之举。”

“考虑到四方面军未能及时把握北上陕甘的宝贵机遇，当务之急是迅速调整战略，转向南方。务必警惕川敌在打箭炉以南形成对我方不利的局面，以免错失南下的绝佳时机。恳请对此事宜进行慎重思考。”

在接到这项命令后，陈昌浩和徐向前均显迷茫，朱老总也对中央此举的意图深感困惑。红军方才历经雪山之险，如今又接到南征的号令，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何种含义？反常之举必有深意。

教员发生了何事？